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自由。新闻和出版管制这事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在干。焚书坑儒告诉人们：总有些东西政府不让你看，如果你一定要看就砍掉你的头。
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皇上说禁什么就禁什么，到了近代才慢慢走上法制轨道。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出版法是 1906年《大清印刷物专律》，后来还有1908年大清报律、1914年出版法、1937年修正出版法等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确认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，但中国大陆至今没有专门的《出版法》和《新闻法》。这在世界各国中是非常罕见的。
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也没有《新闻法》和《出版法》，不能连满清政府也不如吧？这主要是因为宪法已经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，如果制定《新闻法》，新闻自由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任何法律都不能违宪。但如果《新闻法》确定新闻自由，那中宣部就无法命令各大媒体了。中共中央不会容许这种情况出现。
中国新闻立法推动人之一的孙旭培教授曾在《新闻立法之路》一文中引述了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一句话："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制定了一个新闻法，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，抓它的辫子，钻它的空子。现在我们当权，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，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。没有法，我们主动，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。"陈云的谈话反映了中央高层一部分人对新闻立法的态度。
当然，也可以制定一个中国特色的《新闻法》，规定一切媒体听党指挥。理论上这么做没问题，但在全世界都推崇新闻自由、保障媒体监督的时候，中国推出这样一个反潮流的《新闻法》，在国际上岂不贻笑大方？人多少还是要点脸的。
我们都知道，新闻和出版法事关言论自由，是最重要的法律之一，在国际法律界素有“第二宪法”之称。但因为以上所述的原因，《新闻法》和《出版法》在中国难产了几十年，短期之内也看不到制定这两部法律的希望。中国政府陷入了两难，制定不是，不制定也不是，干脆就拖着吧。2016年3月10日，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，有记者问“新闻法立法有无具体的议程”，发言人干脆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
既然“第二宪法”没指望，那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宪法，它明文规定了言论和出版自由。中宣部对媒体管得那么死，岂不是违反宪法？令计划下令全国媒体不准报导法拉利事件，岂不是也违反宪法？理论上确实如此，但中国的宪法基本只是摆看的，它不具备可诉性。
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全国人大是宪法唯一的监督机构。全国人大有一堆委员会，教科文卫委、财经委等等，唯独没有最重要的宪法委员会。我们中国也没有宪法法院。所以，当出现违宪案件，比如中央禁止报导法拉利事件，如果哪位记者发飙了要起诉，他会发现无处可告，没有任何法院或机构受理违宪案件。我们既没有《新闻法》也没有《出版法》，加之《宪法》也被架空，所以新闻和出版自由在中国就只是一句空话。